作为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上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其德育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对世界教育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这样评价孔子：“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之中国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之中国文化，赖孔子而开。”世人亦称孔子为“万世师表”、“文化圣人”。他的德育思想长期影响着我们的教育和民族精神的方方面面，敦促着我们去研究和重视。

一、孔子教育理论的核心

德育是孔子教育理论的核心。《论语》一书记载了他的德育思想和德育实践。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以“孝”和“悌”为根本。

“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做人的道理和规范，是孔子德育思想的主要范畴。“仁”的含义，《论语》中多次提到，如“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等。“仁”为众德之首，而作为最高准则，孔子的“仁”学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先天的道德范畴。《论语·宪问》中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从中可以看出，“仁”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是绝对不行的，从而“仁”成为先天的道德精神。

其次，是主观的道德修养。依孔子之见，“仁”是天赋道德，故小人中不会有仁人，君子当都是仁者。然而，现实却会有相悖现象，所以能否达到“仁”又是由主观意识决定的。所以，孔子又谈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等。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孔子思想中的“仁”，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以求达到思想的精神境界，而这种境界，就是孔子的德育标准和目标。

“孝”和“悌”是孔子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孝”是父子之间的爱，“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这是“仁”的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

孔子“仁”的学说，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今天的这种三位一体的教育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有新人，这也正是我们德育的首要目标。

二、孔子的德育实践

孔子强调德育，并且把他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其实施德育的过程可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培养学生的道德知识。孔子在认识论方面虽然承认有“生知”、“学知”，但他更重视“学知”。其本人也承认：“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并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其大半生精力从事教育事业，并认为首先要有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才能不迷惑，是所谓“知者不惑”(《论语·子罕》)，“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才能把遵守规范视为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是所谓“知者乐”(《论语·雍也》)。孔子亦强调知德的重要性，“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第二，孔子强调道德信念与意志的培养。人不仅要知德，而且还要把它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乐之不苦，正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论语·雍也》)。必要时要为道德而献身，即“志士仁人，无求生而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孔子还认为，一个人首先要有为实现理想而百折不挠的意志，方能为学修德，他自身的德育历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更要求学生要经得起艰苦的锤炼，“磨而不磷，涅而不缁”(《论语·阳货》)。道德的成长，必须克服内外障碍与困难，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绝对做不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的。

第三，孔子强调“行”的重要性。孔子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行”是德的归结，“的”不能离开“行”。所以孔子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论语·学而》)。孔子的德育过程，就是要求言行如一的过程，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是听其说，而是看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不能做到知行如一的话，则意味着德育的失败。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将知行合一并纳入德育过程，形成了古代教育的特点和优良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德育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三、孔子的德育方法

孔子在毕生的德育实践中，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

第一，志恒。孔子在德育过程中，要求学生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并且要立志有恒，进行百折不挠的意志锻炼。故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卫灵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立志就要不怕吃苦，不能追求享受，“士志于道，而耻恶衣食者，未足与议也” (《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具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不应追求眼前小利，造成半途而废，悔恨终生“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论语·子路》)。“善人，无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 (《论语·述而》)孔子为宣传自己的学说，为天下太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毅然选择苦难之路，一生不变。

第二，律己。孔子的德育重视言传身教，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孔子言传身教，要求别人做到时，自己先要做到，是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自己先做到了，自己的学生必然也会做的较好。自己做不好，又怎能要求别人优秀呢?“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主张先做后说，或者言出必行，视为“古者言之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

第三，扬弃。道德的规范就是公共的社会契约，德育的过程就是一个对错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过程。人要修德、讲学，否则，会令人担忧，“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论语·述而》)有错非但要不怕别人知道，而且要决心改正，“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他反对有过错而不改的做法，“过而不改，是谓过也。” (《论语·卫灵公》)。他有特别强调寻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要不断地自我监督与反省，“克己复礼以为仁” (《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同时要勇于自我批评，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宽容谅解，“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对别人的良性发展，要“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这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之修养，对我们今天加强自身之修为，实施德育之目标计划仍为良策。

第四，爱生。今天讲求遵守师德，不体罚学生，其意无外乎是爱生。故孔子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孔子对待学生，坦率真诚，主张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与弟子情深似海，子路死于卫国内乱，被剁成肉泥，孔子闻耗，在院子里仰天恸哭，其情动天地。孔子爱生如子，其德也高，其情也深，所以深受弟子敬爱。他去世后，学生们为其守坟三年，而子路还是不肯离去，又守了三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孟子·公孙丑上》)

四、孔子德育思想的地位与启示

孔子生活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春秋末期，在奴隶主贵族垄断教育的动荡时期，孔子以其丰富的德育思想和毕生的实践，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教育局面，为后人披荆斩棘，杀出了一条德育的道路。他以渊博的文化知识，高尚的道德情操，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培养出了许多品学兼优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这在当时和以后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成为“万世师表”。这是中国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不曾有过的历史地位。

孔子的德育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所蕴含的思想和精神可穿越时空的界限，其德育思想和方法，今天我们可以批判地继承，并进行发展，吸收借鉴先进合理的部分，充分改造利用，从而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和深化。保证社会主义道德在吸收传统道德精华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

读孔子心得体会篇2

电影《孔子》讲述的是我国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的生平故事。

春秋割据，各国战乱，孔子就知这亲的年代生活。孔子满腹经论，学识渊博。他就任“中都宰”这个职务时，使中都面貌大变，老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孔子所以受到鲁定公的重用，被鲁定公任命为大司寇。

当时是奴隶社会，有一个这样残忍的陋俗，就是只要有一个王权去世了，他的奴隶们就要陪他殉葬。孔子不畏大司徒和公山狃的权势，提出要废除这个残酷的陋习，用智慧战胜了两位王侯贵族，展现了孔子的聪明和机智，以及他的仁爱之心。

孔子担任大司寇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陪同鲁定公去会见齐王。孔子向公山狃和大司徒索要战车五百乘，但遭到公山狃的拒绝，只好带着孔子的十乘战车去会盟，受到齐国的威胁，但孔子用他的智慧，用一百辆牛车吓退齐国的五百战车。所以，得到鲁国王的称赞和重用。孔子与他的弟子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孔子和他的弟子在奔走列国之间，传授学问，用仁爱之心对待每一个学生，学生对孔子也是非常崇敬。有一件事让我感动，就是颜回下到冰海，给孔子捞书籍，但在冰海里待太长时间，就被冻僵了，已三个时辰了，颜回没有缓过来，这种视书如命的精神让我感动。

这部电影仅仅是孔子这位大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的艺术体现，我要从孔子的文学著作《论语》再深入进行了解，要向他学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精神。

读孔子心得体会篇3

今天下班后，和坤儿一起到上海影城看《孔子》。

电影《孔子》拍得规规矩矩的，说不上超好，但是可以看。

里面故事都有影儿，既没被捧成孔圣人，也没贬成孔老二。不像于丹，她说话太咋呼，搁她理解的论语里走出来的孔子，像个大明白，一想孔子就和她连着，不大可耐。胡玫的孔子可耐，或者说周润发演的孔子真可耐，是一个有对有错，有血有肉，爱国爱家，疼老婆爱孩子的山东大汉。孔子穿得棉袍后现代，特软和，特暖和。俺也想扯二尺布，做那么一灰面棉袍。到哪能买到棉花哈?

比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和《英雄》诚恳万分，比陈凯歌的《无极》和《刺秦》智商高，比冯小刚的《夜宴》讲故事讲得明白，那帮男人呀，一堆老笨蛋，和胡玫比啊。人家胡玫不像他们猫一顿狗一顿的，没常性，人家她拍的历史剧一贯高水平，电影《孔子》比她的电视剧《雍正》还要好得多。

其实，咱有五千年历史，题材不缺，有故事着呢。可是俺没捞着看过啥像模像样的正剧电影，就算你带上近代史在内，也都没啥好看的。《甲午风云》和《武训传》是俺看过的电影里，应该还算讲明白点儿事儿的，其他真想不出来啥，谁还拍过好历史片?你们帮忙想想?兴许有，俺忘了?

周润发不负众望，孔子演得好，有时候他能化腐朽为神奇，你比如，磕头，多让人反感的动作，可是周润发演得实在，潇洒。哎哟，和他在一起演这场电影，对其他那些演员，像陈建斌周迅和任泉，来说绝对是难得的学习机会，俺这么笨猜啦，人家那几个心里可能还不服捏。

读孔子心得体会篇4

文| 图史读罢孔子世家，对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心向往之。孔夫子其智、其德、其行给予人深深的感慨，其周游列国十四载，传道受业未尝断的责任与使命更令人钦佩，在其周游途中，孔子共经过七国卫、曹、宋、郑、陈、蔡、楚，在这些国家中，孔子有些停留之时长，有些停留之时短，有些途径而不留，有些往复而长居。在此之中，卫则是孔子所到次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国家，存在即合理，它一定是有道理的！关于孔子缘何偏偏钟爱卫国，引起了笔者的思考，这里便来进行讨论。

孔子雕像：上海孔庙

据《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共入卫四次，这里进行摘录，以进行具体分析：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这是孔子第一次入卫，在这里卫国给予了孔子等同于之前在鲁国的丰厚待遇，但是最终孔子因为遭受到谮害，离开了卫国，这次入卫离卫，有合理的理由，且可以解释下次入卫，我们继续向下看。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祀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

实图：孔子见南子

这是孔子第二次入卫离卫，此次入卫的背景是孔子过匡过蒲遇到了问题，遭到了俘虏，后来返回了卫国。到了卫国后，孔子面见南子，引起了诸多非议，孔子指天为誓，在此次居卫中，孔子见到了卫灵公的好色而不好德，对此表示鄙夷和愤怒，并因此认为灵公不可辅佐，于是离卫。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逻辑，但是，却无法解释孔子下一次入卫，作为孔子，认定一名国君无法辅佐，并且产生鄙夷时，孔子岂能三番五次再来劝谏呢？因此，在这里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笔者在下一大段落在做具体叙述，接着向下看。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这是孔子第三次入卫，这次入卫的背景是孔子离开陈国后，与蒲人战而被迫立下约定，随后遭到释放，来到了卫国。此次来卫，则具有一定的不可理解性，在孔子第二次入卫时，孔子丑灵公，随后行，但是这次孔子依旧选择了卫国，这便说明了在此背后，卫国有孔子所钟爱和钟情的地方，这是更深的意义，我们稍后在下一大段论述，这里我们继续来看孔子的第三次入卫，在这次居卫中，卫灵公虽赞孔子言，但是却不施行，并且在晚年，不用孔子，于是孔子感慨无所用，再次离卫。

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这是孔子第四次入卫，亦是入赵不得而归卫，在卫期间，孔子不得灵公重视，且灵公醉心战事而不归于礼，故孔子又离卫。

于是孔子自楚反乎卫。是岁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鲁哀公六年也

这是孔子最后一次到卫，这次卫灵公已然去世，卫国国政陷入混乱。孔子于其时来到卫国，一定能料定自己于此无所用，因此《孔子世家》于此次入卫无过多叙述。但这次没有明确目的的入卫更能说明孔子对卫地有着一种感情，下来，我们便来论述孔子屡次入卫的文化深层背景。

古卫国：今河南

这一节，笔者便来分析孔子多次受挫，但是却依然不舍入卫的原因。

分析孔子对于卫国的感情，我们首先从卫国的文化入手：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通过论语中孔子所说的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孔子对于卫国的钟情，很大程度是因为它与鲁国的相似性，因为它与鲁国的兄弟之邦的关系，孔子的志向既然无法在鲁国实现，那么在卫国实现也是可行的，因此可以解释孔子缘何多次入卫，多次留于卫地了。但是卫与鲁有何相似性，下来我们便来深一步的阐释。

首先，两国都是周天子的同姓国，鲁之周公与卫之开国之君康叔尤为相睦，两国在国家渊源上具有极大的认同性，及至春秋，此二国相对于齐、宋等国同样有一种身份地位的优越感，而孔子重周礼，因此对于卫这个姬姓同姓国有着好感。以下可见一斑：

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

其次，卫与鲁最重要的相似点是，两国都尊崇周礼。显而易见，这两国在宗法分封中都享受到极高的地位和权力，因此他们都很尊奉周礼，作为周分封的同姓诸侯国，卫国将周公之言作为准绳，与齐、宋、晋等有着巨大差别。以下为一例

宁武子言：“不可以间成王周公之命祀。

仿古周礼行婚：着汉服，拜天地，对饮交杯酒

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卫人对于周礼的恪守和尊奉，这也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周游列国，偏偏独爱卫地呢。

从这些方面不难看出，正是因为卫有着与鲁非常相似的政治、社会环境，由此使得孔子倾心于卫，选择在卫国多次停留。

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停留于卫，对卫抱有着一定政治希望，而不是选择于鲁入仕，也是因为在当时，卫与鲁有着不同的具体国情，而这些国情有利于孔子在卫地施展自己的才干，下来便来探讨此时卫国不同于鲁国的地方。

在此之时卫国处于繁荣安定的局势下，卫灵公在位四十二年，卫国处于勃勃生机并且不断发展的情况。对比与当时的鲁国，三桓之乱的跋扈，阳虎、公山不狃的反叛倒戈，国政由卿所控，难以实行抱负，而此时的卫则大大不同：

晋车千乘在中牟。卫侯将如五氏，卜过之，龟焦。卫侯曰：可也。卫车当其半，寡人当其半，敌矣。乃过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卫褚师圃亡在中牟，曰：卫虽小，其君在焉，未可胜也

从这段文献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卫灵公时卫国的国力，面对中原霸主晋国，卫国的兵力、士气毫不逊色，竟然使晋国退兵。这一定程度上反映晋国的繁荣富裕，这也就不难解释卫灵公给予孔子六万谷的俸禄了。

季扎曰：“卫多君子也，其国无患。”

季扎：吴王寿梦少子，孔子的老师，与孔子齐名的圣人，同时也是孔子最仰慕的圣人

季扎作为儒家意义上的贤人君子，想必他的称赞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这里又援引论语来证实卫国的人才济济：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且不论孔子对于卫灵公的评价如何，孔子对于卫国朝堂之上的大臣还是不乏赞赏的，这与季扎所言相互印证，体现了卫国国内多有能之士。而这点与当时鲁国三桓干政产生了鲜明对比。

明代《孔子圣迹图》丑次同车：今曲阜文管会藏。于时所言，正如下文批语！

下来，再来看看卫灵公这个君王，上文已经摘录，孔子批判卫灵公“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乎”以及“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但是事实真的就一定如此吗？接下来继续向下讨论。

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为之见，抑有卫灵公乎？”

问谏：鲁哀公和孔子

这是孔子在回答鲁哀公时的作答，在这里孔子赞扬了卫灵公是天下明君，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这与孔子之前对卫灵公的评价产生了反差，为了讨论孔子究竟对卫灵公是什么看法，以及卫灵公本身是怎样的君主，我们继续做下一步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孔子说这些话的语境。先看，孔子批判卫灵公时，都是处于不被任用时的激愤之词，第一次批判卫灵公是在孔子见南子后被人怀疑，流言四起时，孔子见灵公与南子同驾时的愤怒以及不满。第二次批判卫灵公则是在卫灵公不任用孔子时，孔子的不得意。而在孔子对答鲁哀公时，孔子已经冷静的客观评价了。

再读《孔子世家》我们会发现卫灵公的尊贤重道，孔子一到卫国，立即给予孔子极高的俸禄，在孔子批评他完后离开而又仓皇而回时，卫灵公依然大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卫灵公对于孔子的欣赏以及其尊贤重道。不用孔子，只是时势然也。

从上文摘录的左传中，也能看出卫灵公知才善用，以叔圉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使得卫国大治。在面对晋国时，勇气可嘉、不卑不亢。以此来看卫灵公亦可谓明君也。

综上来看，卫与鲁相似的文化环境，孔子时卫国的安定繁荣，卫灵公对孔子的包容欣赏都是孔子留卫的原因。但最终，卫国依旧没能让孔子施展抱负，达成理想，夫子之志，终未展于卫。

通过本文的分析，笔者认为，孔子长期居留于卫国，是由于鲁国与卫国文化社会环境相似，都尊崇周礼，在孔子失意于鲁后，卫国就成为孔子施展抱负的首选。其次，卫国国家稳定，国力相对亦强盛，人才济济，并且卫灵公亦具有慧眼，对于孔子青睐有加，这些都是吸引孔子居于卫国，在卫施展抱负的原因。但是，时势也，终夫子之生，未能于卫大展宏图。

读孔子心得体会篇5

读了《孔子世家》，虽然很多信息，在李零的《丧家狗-我读t;论语>》中已经做了非常精彩地叙述，但此次再读原典，更加深了一个印象，那就是，孔子的一生，是一个失意者的一生。

孔子一辈子大部分时间在奔波求职，以期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对自己的能力很自信：“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

孔子出身，贫且贱。贫是经济条件不好，贱是政治地位低下，以布衣之身求为天下用。

到齐国，齐景公说：我老了，不能用你了。

回鲁国后，孔子见政坛浑浊，季氏僭位专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

五十多岁时，鲁定公终于给了孔子一个中都宰的职位，后来升为司空、大司寇。孔子在任有三件事较为突出，一是夹谷之会，是鲁、齐两国的君主相见的外交场合，孔子不辱使命，让鲁国在明显弱势的情况下，保留了颜面，齐国归还了侵占的城邑。

二是隳三都，事实上是隳了叔孙氏和季氏的都邑，孟氏的没有成功，

三是诛少正卯。

后来对鲁定公怠于政事不满，在弟子的陪同下离开鲁国，这一次一出就是十三年。

在郑国，被人说是“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听后欣然而笑：说得对。

在卫国，卫灵公也不用他。

晋国的佛肸反叛，让人来找孔子，孔子想去，子路提出异议，孔子说：“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因为屡屡受挫，见到一个机会就想去试试，弟子有些意见，孔子发出“我难道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葫芦么？”的慨叹，这事最终也没成。

后来要去晋国见晋大夫赵简子，渡河前听到赵简子杀窦鸣犊和舜华的消息，于是临河而叹：“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

六十多岁的时候，叶公问子路，你老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子路不知怎么回答。孔子知道后说：“子路啊，你为何不说：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呢。”

这句话是孔子的自我评价。

孔子与众弟子被困于陈蔡之间时，弟子们都很失落很失望，这时候，孔子觉得需要做些群众的思想工作了，于是挨个找大弟子们谈话，子路，子贡，颜回，都谈了，最满意的答复还是颜回：“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听后大笑：“颜回啊，如果你是大财主，我给你当管家！”

孔子六十八岁返回鲁国。颜渊去世，哀公获麟，孔子很伤心：“吾道穷矣。”但随后又说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再一年，子路在卫国参政时被杀，孔子大病一场，子贡从外地赶来，孔子拄着拐杖在门口等着，看到子贡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七天后，孔子去世，年七十三。

司马迁作《史记》，列孔子为世家，以布衣之身与诸侯并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

读孔子心得体会篇6

人在社会上一定会有代表身份地位的称号，这个称号就是“名”；而既然有此名，则必具备与之相符的要件，亦即当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而这些与其“名”相符的权利义务，就是“分”。

因此，所谓“正名分”，就是要人安分守己；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及“君子思不出其位”，就是守名分的最佳表现。

?左传·桓公二年》云：“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

上述此言出自师服，他把名和义、礼、体、政层层联系起来，说明名的重要性，这也启发了孔子的“正名”思想。

所谓“名以制义”，就是名是用以制定义理的。师服在此所谓的“名”，乃名实之“名”，指世间万物的称号。对于物，“名”务求名副其实，即“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对于人，则依其身份地位，示以应享的权利与当尽的义务，亦即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义以出礼”则说明义是用以制定礼法的，亦即《礼记》所云：“礼也，义之实也”，这便是以义制定礼的标准。人一旦得到某名，在社会上便有了定位，也就有了当守的本分，而如果做事时能谨守本分，居心方正平直，一举一动都合乎事理之宜，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就叫做“义”。

“礼以体政”则指礼是用以组成政令的要素，也就是说政令是依据礼法组成的；“政以正民”则指政令是用以辅导或纠正人民的依据。合乎礼仪的政令形成，人民自然听从，人民只要依礼行事，就可以不违政令；反之，政令若与礼、义相违背，人民动不动就要犯禁，势必无法忍受，终起而叛乱。

师服之言，虽然针对君主命名而发，最初只关系到一人，然而影响所及，确实牵涉到人民的生活与福祉，因此不可大意。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我们从《论语·子路》所载的孔子“正名”说中，不难看出师服言论的影子。孔子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即是依据师服的“名以制义”而说的；“事不成，则礼乐不兴”，则是根据师服“义以出礼”而论的。其后，孔子之所以并言乐，乃因礼和乐实乃体之两面，密不可分。

孔子这番言论是将师服的意思从反面加以阐述，这也成为他“正名”论的基础。据《史记》所载，孔子发表此番言论之时，正值卫国父子争国、名分紊乱之际。因此，孔子之“正名”虽然源自于师服之语，但其主要目的并非如同师服之强调命名的重要性，而是要使世人明白人伦之道理，希望人人都明理知义，恪守本分。

孔子“正名”之说根源于师服之言，但其含义究竟为何，旧解林林总总，异说纷纭。在玲珑看来，论孔子“正名”的含义，当将《春秋》的褒贬正名大义，列入讨论范畴，其含义为“正名字”、“正名分”以及“辩是非、寓褒贬”。

“正名字”是“正名分”的手段，“正名分”是“正名字”的目的。是以《春秋》对于僭越称王的吴、楚、两位诸侯，只称“子”；齐、晋之君无论权势有多大，只称“侯”；宋、鲁虽然弱，仍旧称“公”；周天子即便已经没有号令天下之实权，仍称“天王”。以上均是由“正名字”来彰明“正名分”之旨。《春秋》以人物之言行能否如其名分而加以褒贬，故有“辩是非、寓褒贬”的含义在内。

综上所述，孔子“正名”虽然有以上三种含义，但“正名分”才是孔子“正名”的主旨所在。是以孔子“正名”主要关切的对象，当是“人伦名分”，这也是《春秋》之焦点。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那么，孔子为什么如此重视“正名”？实乃源于当时之时代背景。

孟子清晰地指出：“孔子惧，作《春秋》”，是时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号令出自权臣之门，世衰道微到如此地步，导致天下各阶层的人们都开始不守本分，逐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是以孔子以“正名”为治国的首要工作。

春秋之世正是天下无道，诸侯妄为的时代，孔子用一句“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道破了春秋世局的演变。我们都知道，自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虽然名义上为共主，却已丧失对天下的统治权。王畿起初尚有数百里的土地，后来因为赏赐有功，以及晋、郑、秦等国的侵夺，仅余雒邑附近而已。

正因如此，王室经济困窘，已经无法维持足够的军队，甚至得向诸侯“求金”、“求车”。周王室既然没有实力作后盾，那么在诸侯的心中，自然也就无足轻重。

最终，周天子的威严丧失，名存实亡。平王东迁后，历来借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的封建制度也逐渐崩溃，导致诸侯多有僭越之举，国与国之间更是征伐不断，因此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间，“弑君事件”就多达三十六次。

《东周列国·春秋篇》孔子剧照

春秋时代，礼乐制度全面崩坏，“亲亲、尊尊”之义亦不复存在。政治环境由原来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转变为霸主迭起；礼乐征伐自诸侯处，甚而转变为“陪臣执国命”。社会环境也因封建制度的瓦解，以及诸侯争霸后的动荡不安，导致礼崩乐坏。

即便是继承周礼较为完善的鲁国，不守名分之事亦是屡见不鲜，尤以季孙、叔孙、孟孙三家为最。如季氏僭用天子礼乐，舞八佾于庭，孔子为之气结。孔子“正名”的主张，就是针对此种逆乱行为而提出的。

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他生当天下无道之时，是时主张独善其身之厌世者比比皆是，然而孔子却对此喟然自叹：“鸟兽不可以同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他虽知不可为而为之，提出“正名”学说针砭时弊，他终生栖栖遑遑，其目的即在拨乱反正，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其“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

孔子虽然明白正名定分是拨乱反正的最好方针，然其说并不被当时各诸侯所采纳，从而撰作《春秋》，将“正名”思想寄寓其中，用以“惩恶”、“劝善”，期待能够使乱臣贼子恐惧，还社会以应有的和谐与秩序。

电影《孔子》剧照

从上文我们可以知晓，《春秋》是孔子寄寓理想与抱负的经典，然而《春秋》又要如何正名定分呢？就是以事实为依据，借褒贬为手段，表明具有各种名位的人，所当守的本分。如隐公元年《春秋》书“郑伯克段于鄢”，通过《左传》的叙事，即可以明了《春秋》微言中的大义。

因此，《春秋》之文，在伦常方面十分“精准”，内容是针对人物行事加以审察而作的叙述或判断。《春秋》就是这样一部教人克己复礼的奇书。

孔子云：“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正因如此，《春秋》具有史书的体制，就是为了使讲论的正名大义更为深刻具体，以达到惩恶劝善的目的。

然而，《春秋》是经书，绝不是史书。《孟子》云：“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所窃取的“义”，正是古史褒贬惩戒的寓意。不同的是，古史是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孔子《春秋》则是意在笔先，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择取适当的事例，褒贬是非以突显具有各种名位的人所当恪守的本分。因此，《春秋》是一部昭示常道的经书，绝对不能以史书视之。

电影《孔子》剧照

?春秋》含有“文”、“事”、“义”三要素，“文”是记事表意的文词；“事”则是“文”所涉及的内容，是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人们的言行事迹；至于“义”，是经文记事所要表达的常道。

但《春秋》寓“事”于“文”，寓“义”于“事”，因此如果想要了解《春秋》的微言大义，就得通过《左传》探寻其事，再据其事索取其义。孔子为免时难，将褒贬正名的旨意，以隐微精妙的文辞加以表述，而口授弟子；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春秋》与《左传》之关系，可见一斑。

总而述之，《春秋》与《左传》是表里密不可分的两部经典。没有《左传》把经文的背景衬托出来，《春秋》就成为王安石所谓的“断烂朝报”；没有《春秋》的褒贬作为指南针，我们终将迷失于《左传》叙事的汪洋。所以，二书应合读，不可偏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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