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人与一审被告为姐弟关系，xx年某月某日二人继承了本案诉争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在继承该房屋时，一审被告已经于xx年某月某日与孙某某结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被告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房产的共有人有三人：申请人、一审被告和孙某某。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在未经另一共有人孙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行为才有效。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孙某某对申请人和一审被告的行为是否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办理过户的时间为给付首付款时，属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一审被告做出的“余款过户、贷款后付清”的意思表示无效。本案诉争房屋有三个共有人，在没有其他两个共有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他们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被告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是其他两个共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被告的该意思表示对其他两个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其次，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明确，未明确约定买卖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于结清该房屋相关费用后，协助乙方办理该房相关的更名手续及房产证。”而该《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款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乙方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办理过户的时间的约定是矛盾的，约定不明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双方应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跟据合同条款无法确定过户时间，只能按交易习惯确定，而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为付清全部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综上，该房屋的过户时间应为付清全部房款时，而不是给付首付款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有先履行抗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该房屋的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购房款时，在被申请人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判决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办理过户手续，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如前所述，孙某某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不参加诉讼，无法查明案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为被告。但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把原本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进而错误判决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特申请抗诉，望支付支持。

此致

申请抗诉书与抗诉申请书篇2

申请人：js，男，x年x月x日出生，汉族，地址：xxx

请求事项：申请人不服yt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xx）鹰民一终第x号]，认为该判决完全错误，特请求yt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js（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与甘某（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及施某（xx年4月14日患病死亡）三人以前均系某公司，1992年起，三人合伙向公司进行内部承包，对外以某公司的名义承包工程，对内向某公司交纳管理费。三合伙人之间的大致分工是：施某对外联系业务，甘某对工程进行预算、结算，js管理财务。由于文化水平比较低，三人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合伙协议，合伙人之间对合伙事项的管理并不规范。合伙期间，三人合伙承包了一些工程项目。xx年，由于施某病重去了外地住院治疗，xx年4月14日施某死亡，内部结算无法进行。xx年9月，甘某以合伙人内部未进行结算为由，向贵溪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合伙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内部结算，分配利润100000元人民币（以结算后结果增减）。

xx年元月15日，贵溪市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xx）贵民一初第y号]，贵溪市人民法院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错误认为申请人采取以重复做帐，收入不入帐，自写领条领款等方式侵占合伙人财产，应当承担返还侵占财产的民事责任，错误判决由js将侵占的合伙财产计人民币366135.26元的一半计人民币183067.63元返还给甘某。

申请人js不服一审判决，向yt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xx年6月28日，yt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书》[（xx）鹰民一终第x号]，yt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数额正确，应予维持，故错误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述一审、二审判决是完全错误的，具体如下：

1、一、二审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申请人js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

一审认为：“合伙期间，被告（js）采用重复做账、收入不入帐、自写领条、借用他人名义侵占合伙人财产计人民币366135.26元（其中重复做帐为：市图书馆工程8285.5元、市检察院工程中2888.85元……借用张某名义领走人民币230570.68元）”；二审认为：“上诉人原判决认定事实部分有误，但判决结果并无不妥，数额正确，应予维持。”一、二审认定的上述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特别是认定js借用张某的名义领走人民币230570.68元，完全背离了基本事实。1997年，张某承接了三合伙人承包的原贵溪四中工程中的铝合金窗装饰工程，这230570.68元就是付给张某的铝合金窗装饰工程款。试想一下，工程完工已十多年了，张某做完工程岂肯不领工程款？如果张某没有领走这笔工款，他岂不是要天天找上门来？这样明显的事实，这样浅显的道理，一、二审法院就是置之不理。二审时，js向法院提交了一分张某出具的证明，证明张某收到的23万多元工程款是由js支付的，但是二审法院以证人未到庭作证，且该证明系复印件为由，对此证据不予认可。现在张某已将证明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交给了js，张某也应愿意接受法院质证，该证据足以推翻原判。《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二）原判决、裁定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 ”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2、js曾向二审法院申请调取新证据，法院拒不调取。

本案的最关键的证人张某，因本人在外地工作，无法出庭作证。二审时，js曾申请法院去张某的工作地调查取证，但是法院却拒绝去外地调查取证。《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五）对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当事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书面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人民法院未调查收集的。”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3、原判决超了出诉讼请求。

本案一审原告甘某的诉讼请求是：要求对合伙承包的工程项目进行内部结算，分配利润100000元人民币（以结算后结果增减）。原告的要求是分配利润100000元，虽然也注明“以结算后结果增减”，但诉讼过程中并没实际提出增加诉讼请求。原告所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为2300元，这也是按标的100000元计算出来的，以后也没有增加案件受理费——原告甘某没有增加诉讼请求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一、二审法院却判决js支付183067。63元，远远超出了原告甘某的诉讼请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十二）原判决、裁定遗漏或者超出诉讼请求的。”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4、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原、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一审违反法定程序。

一审时，原告甘某的委托代理人王某是江西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被告js的委托代理人龚某，也是江西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原告和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司法部《关于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宜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代理人的批复》（司复〔xx〕12号）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分别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双方代理人的行为，属于双重代理，应依据《律师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予以处罚。”司法部《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部令第86号）第九条规定：“律师事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停业整顿3个月以上1年以下的处罚。”《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规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二十八条第二款也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代理诉讼案件的双方当事人，偏远地区只有一律师事务所的除外。”依据上述规定，同一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不能代理原告和被告双方出庭参加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602次会议讨论通过）第13、14条规定：“审判长核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身份，并询问各方当事人对于对方出庭人员有无异议。当事人的身份经审判长核对无误，且当事人对对方出庭人员没有异议，审判长宣布各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加本案诉讼。”依此规定，审判长应当对诉讼代理人的身份进行核对，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才可以参加诉讼。但是一审法院并没纠正双重代理这一违法行为，让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可能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可能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程序违法。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或者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依此法律规定，本案应当再审。

综上所述，本案一、二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当事人有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法院拒不调查收集证据，原判决超了出诉讼请求，而且违反法定程序，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应当再审。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一百七十九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为维护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特申请yt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此致

yt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js

x年x月x日

申请抗诉书与抗诉申请书篇3

申请人：王xx，男，汉族，19xx年x月x日出生，住济南市xx，因不服山东省济南市xx区人民法院(xx)x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刑事判决部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申请人特申请贵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重罪轻判，适用刑法明显不当

被告人张xx、季xx蓄意伤害申请人，手段极其凶残、性质及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依法应予严惩。

二人于xx年7月4日伙同孟xx、孙xx、张xx携带砍xxx 、镐把棍、臂力器等凶器，先是到港沟镇屠宰场为他人索要债务，当晚又于本案案发地点，故意寻衅滋事意图敲诈他人钱财。继而行凶将申请人砍致重伤。其肆意危害社会的嚣张气焰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案发后，二人又逃避公安机关追捕，潜逃时间长达2年之多，不但意图逃脱刑事制裁，而且给各地社会治安造成极不稳定因素。被告人张xx甚至多次炫耀“砍的漂亮，脑浆都出来了”。对于这样的犯罪分子，不严惩不足以体现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严惩不足以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不严惩也无法抚慰申请人所遭受的不幸。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缓刑错误

该判决认为，被告人季xx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对其适用缓刑。上述认定，有悖于事实真相。

案发时，被告人季xx首先从车中拿出砍xxx，并递给张xx一把，进而招呼其孟xx、孙xx等人“上”。可见，在整个共同犯罪过程中季xx起到组织、领导的带头作用，是共同犯罪中的核心人物!尤为重要的是，在案发过程中，是季xx首先挥xxx将申请人以及另一受害人乜xx砍伤;是季xx用砍xxx将申请按倒在啤酒桶上，由张xx把申请人砍成了重伤。因此，季xx在共同犯罪中，不仅是组织、领导者，而且是积极参与、具体实施者。

对于本案的两名被告人不应有主从之分，均应予以严惩。对被告人季适用缓刑更加错误。

三、被告人张xx、季xx当庭翻供，不应认定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应予严惩。

案发后，二被告人毫无悔罪之意，潜逃两年有余，并且相互串供，拒不认罪。甚至于开庭时二人还心怀侥幸，回避主要犯罪事实，拒不承认主要犯罪情节。被告人张xx当庭否认是他将申请人头部砍伤;季xx甚至拒不承认自己砍伤申请人的事实。

二被告对主要犯罪情节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一审对二人“认罪态度较好”的认定，显属错误。

四、二被告拒不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依法应予严惩

截止到一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不仅没有看望过受害人，就是在法庭主持的调解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二人向法院递交的5万及2万元人民币，不过是猫哭老鼠，愚弄法律!根本不是对申请人支付的赔偿金，而是惺惺作态、假意认罪，装出一幅愿意赔偿的样子，意图达到“花钱买刑”的真实目的。

二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身及精神损害。仅能用货币衡量的直接损失就已高达66万余元。但是二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他们向法院缴纳的7万元钱，相对由申请人所遭受的损失，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抗诉。

此致

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申请日期：

申请抗诉书与抗诉申请书篇4

申请人：______，__，汉族，____年__月__日出生，__省____________________村民，现住______________区。

被申请人：______

地址：______

请求：请求撤??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一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经__县人民法院（__）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提供还款凭证无公章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认定事实证据不足，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由于当时彩霞地毯集团有限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所以部分单据只有收款人签名，收款人可做证人出庭证实，但法院没有传证人出庭作证就做出终审判决。

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提供的还款单据没有公章不予支持不符合常理。

二、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妻子在对账单上的代签名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66条规定，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本人知道他人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行为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申请人曾在法庭否认妻子的签名，故对账单上的签名不具有法律效力。

所以，适用法律错误，故提请检察机关抗诉。

此呈

________法院

申请人：______

________年____日

申请抗诉书与抗诉申请书篇5

申请人：马某。

申请请求：申请人不服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判决书，认为该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错误适用法律，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本案基本情况概况：

申请人及其丈夫孙某与李某之间长期存在煤炭买卖业务往来。申请人系以自己承包的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从事经营活动。为方便考虑，申请人（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也曾委托李某代为在包头地区办理煤炭的发货、结算等业务。

20xx年起至20xx年9月业务终止，申请人与李某双方往来业务大约在200万元，李某结欠申请人款项。

因往来业务繁多，帐目混乱。20xx年9月30日，李某就双方往来进行对帐。对帐清单中，就双方存在的争议，双方确认为：

1、关于03年12月24日至30日中，李某有否从农行包头市昆区支行汇出过15万元给申请人；

2、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的17万元，由李某去核查。

20xx年10月2日，双方又在无锡市石塘湾派出所订立了一份协议书，协议书约定：由李某回包头查昆区农行由20xx年12月份孙（指申请人的丈夫孙某）汇出的15万元的单据，如查出单据是孙汇出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孙全部承担，如查不出此款的单据，一切由李某承担损失及此款。双方同时在协议书中又约定“青山农行孙某的款项单据金额为17万元，由李拿出未拿此款证据为依据，如果李拿不出依据，由李承担；如果拿出依据，由孙承担”。

上述协议订立后，李某未提供证据，又不归还争议款项。申请人即于20xx年12月12日，向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20xx年7月6日，无锡市某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20xx）民二初字某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请求。申请人不服，提出上诉，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了某判决书，判决维持原判。

二、上述

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1、对双方有关17万元货款的争议，一二审判决均错误认定事实：

一审诉讼中，法院认定20xx年1月7日，孙某（申请人的丈夫）开设的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有取款17万元的事实，并认定该17万元款项被孙某提取。对此，申请人认为，一二判决根本无视申请人与李某已有的约定。

依据双方9月30日的对帐清单以及10月2日的协议书（为表述计，下文对前述对帐清单及协议书统称为“协议”）内容，双方对孙某农行包头市青山支行账户中曾被提取17万元的事实无争议，而争议焦点是：李某否认最终系由其实际获取了该17万元，因而双方的对帐单以及协议书均约定由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因此，根据如前约定，说明双方并不确认系孙某最终获取上述17万元，相反是要求李某去核查并拿出未拿该款的证据，举证责任确定给了李某。

既然依据上述协议约定，应由李某负责去核查以及提供证据，那么，在诉讼中，相关的举证责任，也应当由李某来承担。

而现一二审判决均不顾如上协议约定，没有安排正确的举证责任分配，仅从常规角度出发，却要求申请人举证，此违反了上述协议的约定，违反了当事人间的意思自治，导致了案件的错误判决。

现申请人在二审判决后，经过努力，就17万元的款项去向，取得了重要的证据，已足以推翻原审认定。申请人获取的证据表明：

20xx年1月7日当天，李某与孙某从银行取出17万元后，李某将款项直接解入申请人的业务单位某公司，该公司即作为申请人的预付款入帐，而20xx年3月16日，李某即以无锡市新某物资经营部的名义将该款取走。而李某前述取款并未经过申请人同意，该17万元的争议款项，系被李某个人非法占有。

2、关于15万元的争议，一二审法院违反证据认定准则，以推断代替事实，其对事实的认定缺乏依据、毫无说服力，错误适用法律，致成错误判决应予以纠正。具体理由如下：

根据上述协议，有关15万元的争议焦点应该是：20xx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李某有没有从昆区农行汇出过15万元。上述两份书证，均为李某亲笔书写，应认定为其内容是得到李某的充分考虑和认可的。

但，原审中，李某提供了20xx年1月12日向申请人付款15万元的存款凭条，以此作为已经支付15万元款项的证据，并辩称，订立协议时记忆错误，实际不是20xx年12月付的款。

上述李某的举证显然达不到举证目的，因为：第一，双方争议焦点是在明确的时段内李某是否存在付款的事实，而现李某之举证并非所指时段；第二，两份书证均已以文字表述很清楚的约定时段，而李某却后以记忆出错为借口，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但遗憾的是，一二审法院竟然认同李某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辩解，认定了系李某记忆差错合理，及认定20xx年1月12日的付款即为协议书上约定的付款。一二审法院该对事实和证据的认定完全违反证据规则。

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及根据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现李某在上述二份协议中均确认对诉争15万元系由其提供20xx年的12月24日至30日间的付款证据，而现李某反悔认为诉争付款时间并非协议所述时间。如依李某此反悔，则原协议约定则属对李某不利之事实，李某即应提供证据以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但李某并未提供有关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证据，故李某此反悔不能成立，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正确的。

而且，根据法律逻辑，李某首先需要提供证据以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其再提供的20xx年1月12日的付款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而现李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因而其提供的20xx年1月12日的付款不能作出对其有利的认定，李某提供的20xx年1月12日的付款并不能表明上述协议约定的期间系错误的及其反悔是准确的，不能反果为因。

特别提出的是：

a、根据上述诉争17万元实际由李某提取的事实，李某地诉讼中存在虚假陈述，其为人如此缺乏诚信，何以能够认为其上述反悔所述是真实的？

b、上述协议并非仅有一次，二次协议约定均一致，李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何以二次均错误认识？由此可见，李某反悔所述也违反基本的行为惯例。

c、如果李某认为其对上述二次协议是错误的意思表示，此即属于法律意义的重大误解。对该重大误解，在本案诉讼中，李某不能仅提出抗辩，而应依法在上述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在本案中提起反诉。李某未提出反诉及另行诉讼，其该抗辩也不能得到法院支持。

综上所述，一二审判决均系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适用法律，申请人特申请无锡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提出抗诉，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维护法律及检察机关应有的公正和尊严。

此致

无锡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马某

20xx年xxx月

申请抗诉书与抗诉申请书篇6

请求人：公司甲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理

被申请人：公司乙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该公司经理

申请请求：

申请人公司甲对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淮民二终字.......号及安徽省淮北市烈山区人民法院[20xx]烈民二初字第......号判决书不服，请求贵院依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抗诉。

事实及理由：

20xx年公司甲与公司乙签订煤炭供货合同，该合同约定：“货到收货地徐州铜山港，含税价800元/吨。”，“货到收货港前一切费用由供货方负责，到港后的费用由收货方承担。”，“第一批货后，结算方式为货到收货港十天一次性付清全额货款。”

公司乙声称：货已交付，公司甲一直未付货款。公司乙提供证据：1、煤炭供货合同及授权委托书；2、收款收据；3、公司甲的原材料检验报表；4、公司丙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5、武维维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7、煤炭化验单；8、手机缴费发票及手机短信。

我方对煤炭供货合同及授权委托书的效力不存在异议。然而，东南运输公司提供的“收款收据”证据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都无法证明我方收到货物。第一，“收款收据”的名称与收取货物的收据形式上不相符；第二，“收款收据”上的填票人“李双”系何人无法证明其身份；第三，“收款收据”上收款人签名无法确认为何人；第四，“收款收据”上无公司甲的公章。数额这么大的一批货物，收货人开具的收货收据形式不合法，无单位公章且签名无法辨认，对这一现象值得我们去商榷。

证据“武维维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首先，是否真有武维维这个人，无法证实。其次，其证明收到恒升管桩港务费，即使此人真实存在，其可有证明这一内容的职能值得怀疑。再者，收到恒升管桩有限公司港务费，缴费人可为该公司人员其无法查实。换句话说，货物是否达到港口的事实此证据都无法证明，更何谈后面的证明内容。

证据“公司丙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公司丙结算收据”及法院“对朱从敬的问话笔录”。首先，“公司丙20xx年2月14日出具的证明”无该公司公章，该证据是否合法，是否具有证明力不言而喻。其次，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只能达到证明该公司是与刘某某联系，煤是刘某某的一直在其控制范围内，且在联系时仅有第二人出现，即“姓高的”，此人又为何人仅有刘某某本人知道。至于货物是否由公司丙运到公司甲无法仅凭此证据就能达到证明的目的。运输公司与人签订运输合同仅仅是凭前去联系人嘴中得知是哪家单位需要运输货物，到底真是不是这家公司让他们运送货物，他们是不会要求联系人拿自己单位的营业执照或者其他相关证明证明自己身份的。因此，公司丙的结算凭证上缴费人是否为公司甲更无从证明。再者，公司丙结算收据是在20xx年10月4日开具的，而“收款收据”的日期是20xx年10月2日，退一步说，对该“收款收据”除日期外不存在异议，在没有收到货物之前就签收货收据，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根本无法理解。上述证据相互矛盾，不具有真实性，依法均不应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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